集团历史 History

1867年，德川幕府结束统治。翌年，明治天皇即位。随着版籍奉还与废藩置县的推行，日本逐渐迈向中央集权体制，地域限制被打破，自由商业时代正式开启。

明治政府以“富国强兵”“殖产兴业”为口号，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，推动产业现代化。不仅设立官营示范工厂，还大量聘请外国技术人才。彼时，生丝是日本出口的核心产业，而棉纺产业也迅速崛起。自1882年大阪纺绩公司成立后，大型进口机械被广泛导入，现代化棉纺工厂相继建立，生产规模飞跃式增长。至1890年，日本国内棉纺产量已超过进口量。

这一时期，纺织产业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，在制造业生产总额中的占比也超过四成，成为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。与此同时，构建信息、物流及销售网络，并推动纺织制造业成长的批发商与商社，也迎来了快速发展。当时的织物批发行业主要分为和服商、棉织物商与洋布商三大体系。其中，和服批发又依经营商品不同，分为关东织物、尾浓织物、京和服与关西织物四类。彼时，日本纺织流通产业的中心依次为大阪、东京以及名古屋。

名古屋的实力织物商不仅依托商社资本进行房地产投资，同时也涉足金融与制造产业，在当地财界拥有极强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以开辟日本首条海外航线的三菱商会为代表，众多贸易商社也相继诞生。

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推动了日本工业实力的迅速提升，也加速了纺织产业的生产扩张与技术革新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由于欧洲各国生产停滞，日本产品需求急剧增长，出口贸易迎来爆发式扩张。生丝产业在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，更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国。与此同时，融合西方潮流与日本传统技艺的新型丝织品不断诞生，并在法国、美国等海外市场获得高度评价。棉织业与毛织业也随着国民生活现代化以及军需扩大而持续成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批发商也伴随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建立，逐渐改变自身角色。

1910年代起，伴随“大正民主”思潮兴起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风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时尚文化也迎来巨大变化。彼时，海外正值高级定制（Haute Couture）的黄金时代，而随着交通与媒体的发展，欧美潮流也不断传入日本。“Mobo”“Moga”等都市时尚在资产阶级间流行，洋装文化逐渐从上流社会扩展至普通市民。同时，职业女性的增加，也推动了洋装文化的发展与普及，进一步带动纺织产业繁荣。

然而，1920年，经济繁荣后的反弹导致股市暴跌，生丝与棉纱市场随之崩溃，日本遭遇空前经济恐慌。随后，1929年纽约股市暴跌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，日本经济亦陷入严重衰退。直到1931年日本停止黄金出口后，经济才逐渐回暖，并迎来贸易快速发展的新时代。

1937年7月，中日战争爆发，日本国内迅速进入战时经济体制。为应对局势变化，政府强制要求国民衣料中的毛织品与棉制品混用人造纤维，并禁止面向一般消费者生产纯棉制品。同时，随着棉花进口受限，以国产纸浆为原料的人造丝政策也被积极推进。在物资统制之下，织物批发商与纺织商社的自由交易受到严格限制，因此逐渐扩展经营品类、扩大销售网络，并开展包括东南亚原料采购在内的多元化业务。

太平洋战争后期，空袭导致日本大量纺织工厂被毁。战后，日本企业也失去了所有海外设备与据点。终战初期，由于物资极度匮乏，日本实施了配给制度与服装票制度，但供给依然无法满足需求，黑市交易随之蔓延。彼时，纺织商社与织物批发商受到政府管控，仅能经营特定商品。另一方面，纺织产业作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支柱，在GHQ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）与日本政府主导下制定复兴计划，在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同时逐步恢复生产。

进入1950年代后，日本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，经济迅速复苏。随着纺织产品的大部分统制解除，日本时隔10年重新恢复自由经济。由于纺织与机械金属出口迅猛增长，当时被称为“丝线景气”与“金属景气”。1952年，日本实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，国民收入恢复至战前水平。自1955年起，日本迎来被称为“神武景气”的高速增长期，生产与生活水平全面恢复。正如1956年《经济白皮书》中所写：“已经不再是战后”，日本正式迈入被称为“黄金60年代”的高度经济成长期。

在时尚文化方面，1950年代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潮流迅速传入日本，电影明星的穿搭也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对象。进入1960年代后，婴儿潮一代推动反主流文化兴起，嬉皮风、冲浪风、摩斯族（Mods）和常春藤风（Ivy）等青年时尚相继流行。与此同时，纺织产业对合成纤维的开发不断推进，并逐渐普及至服装领域。另一方面，百货公司也通过简易定制、海外品牌授权以及成衣尺码统一等方式，为日本服装市场的形成与产业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自1960年代以来，日本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，但1971年“美元冲击”引发国际货币动荡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，抑制恶性通胀的政策最终导致严重经济衰退，高速增长时代也随之落幕。在剧烈变化的经济环境下，纺织产业同样陷入危机。原材料价格高涨、市场需求下降以及竞争加剧，使纺织企业面临极为严峻的经营环境。

在此背景下，1970年代后期，行业开始积极寻求降低成本与提升生产效率，同时，为实现差异化竞争，也逐渐转向高附加值产品与高端品牌开发。另一方面，借助原材料价格暴跌的契机，服装制造批发企业迅速成长，大型连锁零售企业也迎来高速扩张。市场主导权逐渐从大型制造商与商社，转移至服装品牌与连锁零售企业手中，行业结构发生巨大转变。与此同时，时尚风格开始迈向多样化与混合化。1979年，DC品牌与角色品牌热潮正式兴起。

第二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自1980年起再次陷入低迷，并持续长达3年，成为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期。随后，日本经济虽逐渐恢复，但消费意愿依然疲弱。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后持续升值的日元，对出口占比较高的日本纺织产业造成严重冲击，产业结构也逐渐转向以内需与进口为中心。为强化竞争力，许多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，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。1990年前后约10年间，日本内外政治与经济局势剧烈变化，尤其泡沫经济的膨胀与崩溃，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影响。

另一方面，自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中期，大量欧美品牌进入日本市场。综合商社与纺织商社通过取得进口销售权与品牌授权，不断强化品牌业务。进入1980年代后半期，伴随日元升值，更迎来了空前的品牌热潮。1990年代，SPA（制造零售一体化）模式被正式导入，逐渐改变服装产业的生产与流通体系。人们的穿衣风格也愈发个性化、多样化与时尚化。泡沫经济崩溃后，消费者心理逐渐由“物质消费”转向“精神价值”，并出现“极简主义”与“去奢华化”等新趋势。

新世纪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“平成不况”中拉开序幕。纺织行业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，日本国内服装市场规模持续缩小。在日元持续升值的背景下，产品采购进一步向进口转移，日本国内生产比例大幅下降。与此同时，随着SPA服装模式的发展，制造外包持续推进，众多纺织商社逐渐转型为OEM经营模式。另一方面，伴随消费文化成熟，消费者需求日趋多样化。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也推动电子商务迅速扩张，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巨大变化，实体店与线上渠道进一步融合。

然而，2008年雷曼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，服装产业急速低迷。与此同时，快时尚迅速崛起，行业迎来重大转折期。2013年，孟加拉国发生“拉纳广场悲剧”，一栋包含多家服装工厂的大楼倒塌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。低成本生产背后恶劣的劳动环境问题因此受到全球关注，也促使“伦理时尚”以及企业在采购领域中的社会责任议题受到广泛重视。

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蔓延以来，时尚产业迎来了巨大变化。消费者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发生明显转变，行业整体也由此诞生全新趋势。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提升，低环境负荷材料的开发进一步加速。与此同时，共享经济快速扩张，社会逐渐由“拥有”转向“循环利用”。此外，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推动客户服务个性化，数字化进程持续深化。伴随SNS普及，越来越多小规模品牌不断诞生，时尚产业生态也日趋多元化。

在CO2排放、水资源消耗以及劳动环境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，以欧洲为中心，各国正加速推进减少服装废弃物、建立资源循环体系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相关法律与监管措施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传统纺织产地正面临年轻劳动力不足与高龄化等严峻问题，如何实现技术传承与产地活性化，也已成为行业的重要课题。